邱吉爾年輕的時候遊覽到紐約，有緣和他的偶像馬克・吐溫見面，他讓馬克・吐溫在書上簽名，馬克・吐溫寫下，「當好人、做好事是很高貴的行為，但教別人當好人、做好事，更高貴，而且不麻煩。」我不知道馬克・吐溫是因為什麼事有感而發，但這個話，描述那些站在高台上指責有錢人為富不仁的左派政治人物及「知識份子」，相當貼切。
當左派在算馬斯克的兆元財富，義正詞嚴地說「可以給老師加多少薪水，可以救多少窮人，可以支付多少醫療保險費用」的同時，他們到底做了什麼事，讓他們取得資格去指責馬斯克「為富不仁」？沒有，只是因為「教別人當好人，做好事，更高貴，而且不麻煩」，他們既可以顯現自己比兆元富豪更高貴，又可以不用把手弄髒。參議員桑德斯因為寫書「罵資本主義」賺了幾百萬元，他拿了多少出來給老師加薪，給非法移民提供幫助？沒有！為什麼不？因為還有兆元富翁在那裡，不用輪到他百萬富翁來拔一毛以利天下，只要一直打馬斯克，一直打超級富豪，桑德斯既有名望，又不用花自己一毛錢，不用提出困難的政策，也不用花力氣說服反對的議員支持他的「政策」，這算盤不打得挺好的？
左派的「教別人當好人、做好事」族群裡，最扭曲的莫過是法國經濟學家。我一直懷疑法國的基礎教育裡，摻雜了無邊無際的盧梭思想，自由永遠在平等的後面，集體主義始終壓制個人主義，這種深遠的思想教育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國人，在法國人腦子裡的最深處，造成了一個非常不同於美國人的看法，當多數美國人祟拜英雄，看到馬斯克會毫不吝啬的給予鼓掌的時候，法國人沒有這種「有為者亦若是」的自我激勵效應，而是有著無止盡的羨慕與嫉妒。尤其在法國的菁英教育下，能從那些Ecole畢業的人中之龍，看著不如他們菁英的粗鄙傢伙，居然有更多的財富，更高的地位，如何能甘心？如果在財富場上敗下陣來，難道不能在道德比賽站上高點？Picketty、Saez、Zucman都是這樣的產物，也是這樣的所謂「經濟學家」在推動財富稅，要讓馬斯克是第一個，也是最後一個兆元富豪。
所有為資本主義辯護的主張，包含效率、公平等等，我覺得都不比「自由」來得更重要。當你要打壓資本主義，或是資本主義帶來的財富累積，你就得取消個人的自由，而自由在美國，永遠佔在人權的第一位。美國永遠沒辦法禁槍，美國永遠不會有社會主義，因為美國人視自由為與生命一樣重要的權利。美國憲法保障了這個權利，而因為自由的美國產生了許多的美好，所以有更多的美國人會回頭來擁護這個自由的權利。基於這些理由，我不認為任何的財富稅有辦法在美國過關，這些法國左派經濟學家是無法把美國法國化的，所以馬斯克不會是最後一個兆元富豪，相反地，我們以後還會看到十兆富豪、百兆富豪，而大部份的美國人會與有榮焉。